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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产党的双重使命
发布时间:2018-06-15 17:35:58 浏览次数:216

 来源:《多维》20183294月号

/田飞龙

前不久闭幕的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对2017年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会演讲予以积极肯定和响应。论坛主席施瓦布声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标志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版全球治理哲学的最大关键词。其一,“人类”是文明的普遍主体,也是文明演进的基本动力和普遍受益者,是一切人文主义的共同关怀,以人类为尺度,而不仅仅以民族国家为尺度,是中国文化内在超越性和普遍性的理念表达。

其二,“命运”有着历史、哲学及神学的多重意涵,也是对人类文明史生生不息及互动交往之基本经验的凝练表达。

其三,“共同体”不仅可以涵盖最多元化的族群与文化因素,还可以通过community的一般化及适度历史还原,一定程度上缓解共产党(communistparty)在世界主流文化中被误解与扭曲的精神形象。

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与全球治理哲学及行为表明,中国共产党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理性,已逐步成熟为对国家和世界共同负责的现代化政党。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完整世界观,不宜从马克思主义教义的表层解读,也不宜对标苏联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特定模式,而应从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革命精神的深层结构加以解析。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特征与优势在于中国,只有立足中国文化和中国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治理才可能达到最佳平衡状态。理解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是一个相对完备的权威文本。从十九大报告重新认识中国及中国与世界关系,是国际社会逐步呈现的一种中国观察视角。

中国十九大前后,英国BBC评价这是“站在世界地图前的一次大会”,可谓精准。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从哲学与历史的宏观叙事中把握“习近平时代”,代表了中国学者的一种同情理解式的诠释。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双重使命,即“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民族使命与世界使命的共同承担催生出了完备的政治责任伦理,获取了作为负责任世界大国的理性基础与正当性。

具体而言,十九大报告第十二部分的标题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党的最高政治报告。新党章亦纳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新修改的宪法也写入了这一理念。这将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治国理政及全球治理的正式宪制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实践其双重使命的理想性目标。

西方的命运共同体探索史

人文之处,人类族群异地求生,凡语言、宗教、历史、风俗差异极大,共同体观念并不凸显。在希腊古典时代,以是否会说希腊语作为区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基本尺度。“东方”在当时希腊人的文明观念中就是与专制、野蛮、落后相关的。

无论是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亚里士多德的东方观念还是近代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在这些西方文化贤哲的观察与写作中尽管不乏某种程度的同情理解,但大体上还是一种严格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在文明/野蛮的二分法之下,共同体就只是文明人的共同体,而野蛮人是无权问津的。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大段引述了雅典领袖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凸显了雅典的民主帝国主义,这就传递出西方文明不仅存在与东方的规范鸿沟,还在其内部不断斗争分化。

当伯里克利在广场上宣扬雅典民主之时,雅典对希腊文明的代表性及希腊与非希腊的区分就从一般语言层面拓展至政治层面,民主与非民主成为西方建构自身政体及想象与扩展世界秩序的基本编码,至今并无结构性变化。

在随后的西方历史上,西方最为卓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一直在谋求一种西方定义下的共同世界,大体包括如下阶段。

第一,古典希腊世界的城邦联合体,包括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同盟争霸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双方陷入决定性衰落,周边强权乘势兴起。

第二,罗马帝国,这是西方世界第一个真正跨洲、跨文化及征服性的文明大帝国,其帝国疆域、罗马法、世界主义哲学、行政制度及文学艺术曾一度有效地塑造了一个环地中海的、扩展性的帝国共同体秩序,但最终亡于帝国精英腐化及蛮族颠覆。

第三,中世纪的基督教共同体,这是一个神学政治共同体,建立了神法对人法的超越性和支配性,经由11世纪的教皇革命而塑造完成了西方近代第一个整全性的法律体系,即伯尔曼,但由于教会组织化带来的腐败及世俗王权的强势挑战而逐步瓦解。

第四,英美系的贸易帝国共同体,由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及美国的民主全球化接力建构,塑造了当今世界的基本政治与文化秩序,但也面临着民主民粹化和逆全球化的自我消解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模式的结构性挑战。

中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

西方文明对建构普遍主义的人类共同体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观念与制度探索,但终究未竟其功,逐步呈现出盛极而衰的颓势,其经济全球化和民主全球化受到民族国家本位主义的严重价值侵蚀与政治反作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是英美系贸易帝国共同体解体的世界历史征兆。

美国优先毁弃了二战以来的美国软实力体系及民主普遍主义价值观,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的美好愿景,成为与21世纪人类和平发展趋势格格不入的负面因素。

特朗普出现于2018年达沃斯论坛及其具体论述,不仅表征美国经济领导力的决定性下降,还显示了美国优先在全球治理中的自私本质与价值负面。与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相比,美国优先无异于是一个“旧全球化”时代的终结性宣言。

对于西方文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颓势,赵汀阳先生早在2005年的《天下体系》一书中曾有哲学洞见,西方文明由城邦而进至民族国家,有效解决了对民族国家负责的问题,但未能解决对世界负责的问题,后者是中国天下主义的独特哲学视界。

这里点出了西方文明的根本要害:二分法困境。西方文明构造了诸多这样的二分法:理念与现象、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个人与国家、民族国家与世界、基督教与异教、西方与东方等等。二分法的力量在于可循形式理性建立相对客观的知识与技术,并在追求承认和征服超越中提升自我,但其局限在于陷入永恒的对立思维,无法完成“化二为一”的哲学综合与制度超越。

西方哲学中尽管也产生过谋求综合的某些流派及尝试,但并未改观主流的哲学偏见。美国优先就是只对民族国家负责而不对世界负责,然而不负责就不再享有领导权,这是权力与义务相平衡的正义法则。

美国优先在逻辑上暴露了西方民主的有限责任边界,也客观传递出美国对世界领导责任逐步放弃而带来的权力失落感。美国领导权的道义正当性逐步丧失在放弃责任与不放弃权力之间日益增强的摩擦张力之中。

比较而言,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有着厚重的文明与哲学基础,其一,中国的“天下主义”哲学传统与治理智慧,指向一种世界大同的理想秩序,经由适度吸纳西方现代性文明因素而具有更开阔的创造转化潜能与前途。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教义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双重使命之世界使命的规范来源,这一新国际主义不是毛时代冷战格局下的单方援助与红色世界观,而是新时代的和平发展主义。

其三,全球善治主义,即新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中国观,具体体现于中国对“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谋划与建构,以此作为建构更为宏大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导与实验。

天下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善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根哲学支柱,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整合性,有着通三统思想方法论的实践光芒。其中的国际主义彰显着共产党教义的规范性与理想性,全球善治则包含了对西方制度现代性合理因素的吸纳整合,尤其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合作治理与共享发展等核心理念要素。

双重使命论与全球善治

一切关于中国崩溃论的立论及预测,都建立在将中国共产党等同于苏联共产党的逻辑基础之上。不过,这种想当然的、偷懒式的政治数学显然是不及格的。

当中国崩溃论由一种起初的战略分析理论日益蜕变为意识形态占星术时,甚至西方的政治家与战略分析家都不再敢轻易相信其预设和结论了。这是因为预测大师们无法超越西方文化边界而公正有效地理解中国文化。尽管苏联是老大哥以及两党长期共享着共产主义的基本信条,但其具体理解与实践有着结构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苏联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共产主义之道成肉身的不同样态,受制于苏联和中国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及历史处境。

其一,苏联文化的底板是东正教,属于西方文明的不同分支,对苏联共产主义及其国家治理实践有着无法回避的影响与塑造,而中国文化的底板是儒家,是典型的东方文化,对中国共产主义亦有着日益显著的形塑。

其二,苏联共产主义产生于一战前后,其基础部分沙皇俄国属于西方主要列强之一,不存在亡国灭种的民族之祸,而是与西方主流文明的路线之争,而中国共产主义产生于积贫积弱的民国初期,身处列强环伺的民族危机深渊,更有凡尔赛体制(Versailles system)的进一步伤害。

其三,苏联之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属于战斗民族,而中华民族则属于和平民族,礼仪之邦,民族性格差异在具体的共产主义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由此可见,中苏之文化底板、历史处境和民族性格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决定了中国共产主义只能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与中国文化及革命与改革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意识形态,是中国文明大传统内部的一次改制更化,而不是所谓的去中国化的断然诀别。尽管中国革命在共产主义的激进逻辑下也曾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去中国化实践,但那只是属于逆流和歧路,不符合中国文明大历史的主脉走向。

就双重使命而言,苏联共产党曾经也承担过,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造成了对国内国际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损害,甚至出现了冷战的对峙格局及自身的结构性崩溃。

苏联的国际主义成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马甲和新衣,不仅在美苏之间引发持久对抗,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分歧与分裂,最初是1948年与南斯拉夫的决裂,后来是与中国的决裂,以及在东欧地区由干涉主义带来的社会主义体系解体。

历史实践证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命运共同体建构是失败的,不仅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而分裂世界,更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谋求霸权及干涉权,造成制度刚性加大及崩解。苏联解体并非共产主义理想的失败,而是苏联模式的失败。也因此,不能经由苏联模式的失败直接推导出中国模式的失败。

相反,中国在自身文化、历史与民族经验基础上不断推进着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既与资本主义世界实现一定和解与合作,进入主流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也在内政秩序上引入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探索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

改革40年,经过邓时代的韬光养晦与不争论和江、胡主政时期的延续及巩固,中国的内外秩序已与世界主流体系产生了更大的兼容性及互利性,而经由“习近平时代”的五年结构性调整及十九大的战略奠基,中国共产党内外治理的哲学体系与制度框架更趋稳健及严密,绝非苏联模式可堪对标及解释的。

相反,作为“休克疗法”之后元气大伤的俄罗斯,却在普京时代努力重建国家威权、帝国秩序及适度模仿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和区域合作。

总之,双重使命论旨在重建中国的世界观与全球治理方案,努力促成内政与外务的价值平衡及秩序通畅。中国本就是肩负伟大使命的天下主义文明帝国,如今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发展和超越帝国秩序的固有局限。中国共产党本就是从世界中来,立足中国并长期为中国人民服务而获得成熟,今天则到了“到世界中去”的历史时刻。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十九大开启的“习近平新时代”是一个筹谋世界新五百年秩序的全球善治历史新起点,是对1500年以来之西方地理大发现秩序的吸纳、超越与整合。西方因东方主义的孤傲自负而呈现精神颓势和全球治理困境,中国因接引共产主义及稳健地中国化而持续奋斗、繁荣与复兴。

人类命运共同体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双重使命的历史再平衡,也预示着新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之“中国时刻”的理念奠基与成熟。

(本文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宪法学博士)